冯仑其人其事其语

人生不能设计，你只能面对。

（做房奴活该是指）你的愿望和能力要匹配，五岁就娶媳妇，那是做不好老公的。

人，特别是男人，要跟时间去搏斗，这才是真正的男人，所以我老说伟大是熬出来的。

（论阿拉法特）男人的毅力是用时间来描述的。

在一个制度环境不确定的时候，男人实际上是要用时间来跟体制搏斗的。我老说把丧事当喜事办，把痛苦当成男人的营养，把时间当成腌咸菜的缸，我就成了缸里头的一棵菜，最后变了味了。

我记着李敖有一首歌叫做《只爱一点点》，就这一点点非常重要，我们正因为想努力超越这一点点，我们当时就做了非常多的约定，比如说我们约定不能有第二利益来源，我们六个人除了在这儿的工资，任何地方不许有其他收入。第二个所有收入透明。第三个我们不许有外国护照，不许转移资产。这一系列的土政策六个人都坚守了，所以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做到，在1995年时候，我们最后想了一招，叫做以江湖方式进入以商人方式退出。

我们确定股份的时候是按《水浒》方式做的，《水浒》方式叫做座有序、利无别。就是有老大、老二、老小。但是利益是一样，所以我们股份是一样多，等于说你是六分之一，出的钱不一样，所以到后来我等于把六分之五都买回来。

政商关系或者说民营企业与政府的关系、民营企业家与政治家的关系始终是致使民营资本陷落的布满蒺藜的壕沟。从历史上看，国家资本一直在中国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政府对资源分配拥有绝对的权力，这种情形下，民营资本的趋利本能必然导致它与政府关系中的依附性、投机性和腐蚀性。它附着在国家资本周围巧取豪夺却又时常进退失矩，招致“严打”和“清理整顿”；它仰官员之鼻息以求利、投机取巧而又往往陷入政争、沦为刀下鱼肉；它时常拉官员下水，以钱谋利、钱权交易，却又时常在腐蚀官员的同时给自己挖掘了坟墓。在这纷繁复杂的政商关系中，许多极富创造力或原有希望成为举足轻重的民营企业中途夭折，远的像胡雪岩，近的如周正毅、张荣坤。所以民营企业要想寻求长生之道，跨越历史河流，全面把握政商关系乃是当务之急。

企业有四条命，分别取决于政府、自然界、技术创新和周期。政府、自然界、技术创新让你死，你都无法逃脱。你惟一能克服的，就是周期。

你没饭吃就会知道饥饿是什么状态，我们最早的时候真没饭吃，大家都喝稀粥，然后没想明白的时候就尽量别动，在床上躺着，因为你一动，一上厕所，一出汗，马上又饿了。真的是这样的，因为那时钱是可以数清楚的，你花完就没了。我们有一个同事，合伙人，买机票没有钱了，把朋友的一个录像机典当了都没告诉人家，然后去买机票，结果飞机当天由于什么原因没飞，他腿都软了，当时就哭了，才20多岁。

全球观、中国心、专业能力、本土功夫。

你的项目公司融资融不到钱，结果只有他爹（总部）去融钱，结果儿子又不孝顺。

我那天看到厦门政府出了一个文件，说从老百姓可以买放心房，说房产公司赚多少钱要公布，你一平米赚多少钱，政府对老百姓说要负责，你说哪个行业如果企业家不能创造平均利润以上的这个部分，那要企业家干什么，企业家一定是创造比市场平均利润还多一点的东西，资本市场才奖励他，股东才能支持他，这样他才能有不断地的创新冲动。

一般都是头一阶段用市场手段，然后市场信号得到一个相反的反应，比如房地产，121号文件以后，一开始都是宏观调控，都是总量管理，得到市场的反应是房价还在涨，本来是通过资金调控，什么银根缩紧啊。于是变化微观管理，钢铁行业是抓成本，房地产就是细到一些具体的细节，基本上已经没有市场的余地了，企业家和市场的功能都没有了，这个过程由宏观调控过渡为微观管理，由于市场扭曲的信号，宏观调控的目的达到不了，转化为微观管理，微观管理一管就管过了，就面临一个收缩和衰退的问题。于是又赶紧接下来找补，这几年这样一个过程，实际上造成了一个状况，最后调控的结果很难就是优胜劣汰，就是谁运气好，谁会见风转舵，真正有长期战略的公司反而不一定能生存。有的公司就是要建高档房，政策一变化，公司的商业战略不能坚持下去：本来一直做高档房他会服务越来越好，结果让他做经济适用房了，他成了坏人了，去做了两个月又回来了，这就有问题了。

市场机会非常多，成长空间很大的时候，这些矛盾都是隐藏的，不会马上爆发，如果市场一发生波动，机会很多，但是发生波动了，或者竞争机会越来越小，你这些基本功就出来了，运动员在满场子不比赛的时候，你看不出老百姓和运动员，你要按某种规则，只能选出五个人，这个时候你发现平时训练好的人就能体现出来。中国现在是特别需要这些企业做基本功，包括房地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