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播实录：《生活家》悦读俱乐部-冯仑闲聊读书
【余世存】刚才陈老师把我的简历讲了一下，我大概从2000年开始就没有工作，很多的会议也没有参加，真是不知道怎么与人打交道，做个公开讲话是很困难的，可能一般人觉得我的口才不如笔才。上海有个学者叫顾存许，他说中国没有思想家，后来数了数，中国有一个半思想家，有一个大家都知道，叫吴思，但是在顾先生心目中是半个，还有一个是任国魅【音】，在思想上面我肯定不如顾先生，他能把潜规则说的这么通俗易懂。
【余世存】上海的顾先生也太苛刻了，我觉得当代中国人还是有一些比较不错的思想家，在座的就有一位，就是徐萍先生，还有重庆王康先生，也是了不起的思想家，说这个，像徐萍、王康是四五十年代的人，他们得出一个结论：历史是中国人的宗教，就是中国人没有宗教，但是历史是中国人的宗教。我后来不断的引用这个说法，因为我也是非常同意他们的说法，历史在我们中国人心目中的地位似乎高于其他的民族，你很难想象中国人与国外有什么类似的地方，中国人更多的特点是入世和历史的，所以中国在历史上从来没有中断过，原来说四千年，现在可以追溯到五千年，七千年，历史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占有很高的地位，中国人缺少形式宗教，所以中国人很难理解西方人去教堂。
演讲嘉宾：余世存（作家）
【余世存】总体来说，中国人的形式宗教感是非常强的，或者说中国人缺少外在的超越的信仰，但是中国人不是没有超越的时刻，你们每个人可以自己问自己，其实你们也有道德的坚守，在国外是宗教提供的东西，在我们这里是历史来提供，中国人相信人可以通过言行、功业成就一生的价值，流传后世，我们相信历史的审判，我们不相信有公正的上帝，但是我们相信有公正的历史，我们不相信有天堂地域，好人上天堂，坏人下地狱，这是别人的信念，我们不相信这个，我们相信历史，我们相信好人就能流芳百世，坏人就遗臭万年，这是中国人与历史的奇特关系。与其他文明古国相比，中国人有着最悠久、最丰富、最连续的历史记录。徐萍说，与其他国家的历史相比，中国历史写作有两个特点，不畏权势，真实。包括春秋，老大被砍死，老二接着写，老二死了老三接着写，这也是中国人史观的特点。第二个特点是他强调道德裁判，强调春秋笔法，每一次叙述都含有褒贬，都有赞扬，都有批评。
【余世存】比方说抗战，要说抗美援朝，反右，三年灾害，这要从目前中国公开的教课书里很难看到真实，但是只要与人私下聊天，很多人都知道这些情况，好像中国人无师自通的掌握了这段历史。有时候想起中国这个历史感觉，就非常惊讶，也是了不起的东西。而且中国人对很活跃当代的历史人物，内心有真正的是否判断，这种判断也是历史的裁判。孟子很夸张的说，孔子做春秋，乱臣贼子惧。虽然不是这样的，但是作奸犯科的人心里有个底线，有一个限制。
【余世存】还有司马迁，你们也知道，他深受奇耻大辱，但是他也相信历史，他说他可以写书，可以传之后人以待来者。还有宋朝的秦狯，他也害怕以后遭人唾骂，他也是知道中国历史审判的功能。还有文天祥从容就义时，精神支柱就是“留取丹心照汗青”。像其他的人，彭德怀、陈毅这些人，曾经把生命交给了党和领袖，但是最后把生命存在价值托付给历史。对于历史的信仰还可以举很多例子，比如七十年代，号称文化大革命最黑暗的时候，日本公明党一位人访问中国，周恩来接见了他，他说我们中国人不会永远这样下去。这个日本人一辈子都记着这事，为什么？因为当时中国人的状况最糟糕，就像官方说的，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时候，社会秩序非常无序。周恩来作为一国总理，作为国家的大管家，他知道这种样子是不会长久的，而且作为一个中国人，他内心有一种耻辱感，所以要给一个日本人说，我们中国人永远不会这样下去的。
【余世存】这个日本人后来说，他当时听到周恩来说这句话的时候，他看到周恩来眼里流着眼泪。这个例子非常能够说明问题。像八十年代陈云，他曾经对党内保守派用扣帽子的手段打压对手，这样说，你给人扣帽子，过几天就给人平反，这说明了他也有历史感的。这历史的作用功效我看甚至大于宗教的信仰，因为宗教有时候完全被历史的进程所奴役和支配。比如二战期间的法西斯政权，它让基督教在它们面前抬不起头，这个时候人们怎么办，人们本能信仰起历史的作用，这时候呼唤信仰没有办法了，只有呼唤历史的正义。1943年俄国大诗人曾经说过，他在监狱服刑时遇到一个女人，那个女人对他说，你能描写这时的情景吗，他看到一个微笑的表情掠过这人的面孔。这不知道名字的女人来说，她也有历史感。她以前相信圣母，信仰东真教，但是在斯大林这个时代，只能相信历史正义。而且这个诗人写的诗歌我看都是上个世纪伟大的历史。这是我的看法，大家不要把诗歌小说看的这么渺小，一切写作都是属于历史叙事。
【余世存】普通人也有历史的情怀和信仰。我自己也遇到这种事情，半个月前我晚上坐出租车回家，当时司机突然问我是否知道王单和陈子鸣，我说我见过，他很激动，他说他经常听BBC，这些我都没有听过，他对社会细节的了解比我还要多，这个司机说，像他这样的人，这么多年的生活太苦，他的物质生活并不苦，但是内心很痛苦，他还说他胆小怕事，他还知道社会并不安全。他还说了司机中的一些事情，他说司机中也有了不起的汉子。他说有一些司机虽然玩世不恭，有一次拉了一个胖子，那个胖子说自己是主席的孙子，那个司机说，中国的事就是你们搞坏了，这个师傅不服，要教训司机，后来司机很生气，把这人赶下去了。这个司机给我说了一路，后来分别时，司机很断然的说，他不要我钱，我就坐在车里面，不愿意走，这是半个月前发生的事，我当时心里也很感慨。他虽然是很地层的普通民众，他不知道用什么样语言表达自己的心灵，但是他是用自己的生活来证明中国人历史感的存在。
【余世存】我们中国人的理解来看，历史就是人心、人性。我就想，今天的题目可以说“我们怎么读人心、人性。这种中国人的历史感我觉得非常了不起，它更朴素。比依托客观外在的知识，比如依托上帝，它更有灵活性，它会经常在你危难的时候进行救济，镇静你。
【余世存】中国人历史感和文明的机制。中国人为什么有这么强烈的历史感，中国人很多的思想家也都说了这个问题，比如说古希腊是人类正常的儿童，中国是早熟的儿童。我刚才说了半天中国人的历史感，你们可能也会问，别人也有历史感，为什么你这么强调中国人的历史感。不错，别人也是有历史感，西方人也有历史感，穆斯林也有自己的历史感，但是他们与中国人的历史感有侧重的不同。怎么讲呢？趋势不一样，对人类心智侧重强化是彼此相似，但是又非常不的同，西方是就事论事的，他们重视历史，但是他们对历史抽象出客观规律，抽象出绝对精神，这是伯拉图他们干的事，他们抽象出客观的东西出来。这是西方的历史感。对于信仰比较强烈的民族，他们宗教观，他们强调总体审判，末日审判，这种民族的历史观，他们相信历史有个彼岸超越性的存在。这跟我们中国历史感不太一样，当然我们也可以这样讲，向上的路和向下的路是一样的，如果各个民族都向高端前进，最终社会相容相通的，尤其现在，各种民族的差异越来越小，各个文明的同质化程度越来越高。为什么中国人，或者很多人愿意欢迎全球化，虽然你旅游的经典是越来越一样，一样的饭店、一样的音乐，带来了文明的同质化过程，但是在各个个体之间差异性越来越大，这是全球化最大的现象。历史感确实也是，我们中国人的历史感与西方历史感、信仰历史感不一样，但是以后我们会越来越趋同，只是我们每个人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理解差别也会很大，所以我说中国历史感其实是相对的说法。如果我们单纯看中国人的历史感，尤其是立身处世的感觉与其他文明的感觉相比，我们怎么来评价中国历史感都不过分。
【余世存】我刚才说了，中国人把历史当成宗教，别人对宗教这么高的评价，我们也可以移用过来来说中国人历史的感觉，这是很了不起的人身态度，它肯定是一种文明观，一种世界观，一种宗教信仰的情怀，同时又是一种方法论，人生的态度和伦理的态度。跟那些把一切关系建立在一切客观之上的民族不一样，中国人更注重自身的修为，而把一切关系建立在上帝观也不一样，他们认为可以审判一切。我估计你们也能够体会到我说的这些东西。很多时候，你发现他们把最后的审判交给上帝，但是你们最后的判断、理解、选择都是自己做出来的，与上帝无关。孔子也说，“求仁得任”，这就是中国人的历史态度，不像西方人觉得我们有罪，所以我们要把自己交给上帝，不是这个意思。而且跟那种讲究真伪美丑的民族不一样，中国人认为这都在历史中写着。跟宗教观的历史感相比，中国人的历史感更包容一些，更入世一些，更少偶像崇拜。你发现没有，中国人绝对不会崇拜唯一的东西，不会崇拜那么多的偶像。我们这种历史感可能会导致一些弱点或者毛病，也没有对人类和世界方向的想法，但是我们可以说我们这种关怀更具体，用我的说法，我们把祖先和历史人物召集起来了，一起参与现实的成就，所以我们的历史、我们的生命感觉更亲切，更有人情味。
【余世存】可能你们会问，能不能用一句话来说明我们的历史感与宗教感的历史感的差别，刚才其实我说了很多了，真要用一句话来说这个问题的话，我觉得我们中国人的历史感是对因果论的敬畏，这种因果论大于西方所说的因果律，也不像西方人所说的末日审判，这种因果敬畏出于本能和理性，我们也可以说这是出于我们自己的良知良伦。我曾经看过宋美龄的英语文章，写得非常漂亮，写的就是“体味决定命运”。如果过去日子交给我们什么的话，那么有因必有果，每个行为都有一个结果。他说这种想法是宇宙的道德基础，不仅实用今生，也实用于来世。他说这是中国人特有的东西。这是中国人的历史感，相信因果。对因果论的敬畏我看来是非常可敬可爱的。我们在社会的言行都蕴含着敬畏，即使你看一些历史，看一些大人物，看一朝权在手，但是他们不是自大自恋，还是表现出来谦卑的东西，历史经常赞誉这些人，他们礼贤下士。我书里也说到了很多这种案例，比如张作霖，张学良的父亲，是东北大土匪，或者说是大军阀，而且是个大老粗，没有什么文化，但是每当到孔子过生日那天，就会脱下军装，换上长袍马褂，到各个学校向老师打恭，说教育下一代全亏各位老师了。这是大军阀，他也有敬畏的一面。还有章太炎，曾经被袁世凯软禁，曾经有一个是袁世凯手下的小军官，相当于我们现在的连排长，陆曾经说袁世凯曾经给他具体的保护措施，怎么来保护章太炎，而且说得非常详细，每天的饮食起居，每天用的钱数，如果章太炎如果想讲学，那么怎么来抄，如果章太炎骂人的时候怎么办。当年黄巾军过大学问的家乡时，尚且避之。章太炎先生是我们国家这么大的学问家，毛贼过他的家乡时都要避开。陆说，现在软禁章太炎，他说无论他的性格多么要强，但是还是要忍耐，否则不如土农民了。这表现出了对历史的敬畏。民国时代连排长这么多，但是我们能记起陆建章，也是他对人、对事的敬畏感。
【余世存】还有韩复渠，他是个非常独裁的人，有一次去视察青岛大学，由青岛市长陪同，他说这是我们自己的学校，因为当时的大学不仅是过，还有省办的，他说这是我们的学校，你不要客气，有什么指示就丰富，但是韩主席没有任何指示，只是嘿嘿两声，说：我没有什么话说，各位老师教的都很好，很好。韩复渠也体现出了敬畏感，这也是中国人历史感的体现。
【余世存】还有一个大家可能不太知道的例子，中共领袖知道白求恩得病的消息后，就立刻下令全力抢救，周恩来下令弄来延安没有的抗生素以及必要的药品，后来就硬着头皮找上海的杜月笙，杜月笙看了药单子后，半天没有说话，后来地下党人就很着急，他说，杜先生如果肯帮忙，我们绝对不会忘记的。杜月笙说，这个药单的确难办，但是一个外国人能够不要命的帮我们中国人打小日本鬼子，我们中国人自己还有什么好说的呢，请明天晚上到黄埔江口来接货，所有的费用就算我捐助的。这也是有敬畏感的人说的话。
【余世存】我那里说了很多这方面的例子，1962年的一天，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旁边质问刘少奇，为什么不反右，刘少奇虽然一向顺从毛，但是他顶撞了毛，他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上会写上我们的，这是因果论式的历史感，这种历史感与真实的历史感与宗教观式的历史感是不一样的。对因果论的敬畏，中国人的表现有时候相当可怕。在过去你们可能也听过，中国人在原始积累的时候，如果昧着良心的话，那么以后会想办法弥补。有一些江湖郎中走村串户时，看到一个民风纯朴的村子，会安下家，在那里发家会非常快，给老百姓常用的井水撒了药，村人一得病就来医治了，到了儿孙长大后，这个人要干什么呢？要做善事，修桥补路，要么劝儿孙搬家，因为这种中国人相信报应，相信因果。我这《非常道》里还收了钱家居的故事，他在传播共产主义理想和学说做了很大贡献，但是文革时被批斗，批斗的死去活来，后来想不通，买了一瓶二锅头到香山自杀，但是自杀未遂，结果被红卫兵发现了，扭送回去又批斗，他说两句牢骚话，第二天儿子把他高密了，然后又被拉出来斗了一次，他说这是自己前半生迷恋狂热革命的报应。
【余世存】这就是中国人对因果论的敬畏，到了可怕的程度。可能大家的精力还没有到了因果论的历史感的程度，社会化程度非常高的人，甚至是那些对社会的其他成员，有更多的储备资源的时候，他们对因果论的理解比我们还深。我也经常引用过俄国人的例子，俄国人最著名的一个富豪，叫古辛斯基，他少年时代的梦想是成为物理学家，但是这个人非常幸运，在苏俄转型年代发了横财，但是他说他无法面对人类的阳光，他承认俄国的黑暗，肮脏的丑陋。大家可能对俄国社会的报道上可以了解到，当时俄国人多少黑暗。古辛斯基说，任何一个从1985年熬过来的人，或者建功立业的人，都不能说是一个绝对正直的人，是所有人的榜样。他对世界、对人性还有我们中国人所说的基本的敬畏。说起因果论你们可能还会想起北岛的诗，非常有名的回答：我不相信天是蓝的，我不相信叶落归根，我不相信都会死无报应。当时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反响，如果理解了因果论的历史感，就是因为它激活了中国人的历史感。当时诗出现的时候正好是集权主义的末期，大家当时对毛式的信仰都发生了怀疑，所以它必须回到正常位置，就是把历史当成宗教的中国人的文明。相信未来并不是因果论的内容，在我看来，中国人的因果论式的历史感是个非常了不起的存在主义，是朴实的、伟大的，关于人的学说。我举过宋朝范仲淹的例子，“先天下之忧而忧”，他非常正直，经常被贬官，但是他并没有不高兴，因为他知道自己是正直的人，而且他在民间有更大的声望，这是很好的例子。我们还可以举例，我看《青年报》上发了很多经济学家的文章，可能大家也知道，目前很多的经济学家说实话，在我们的心目中只有戏子的定位。我们只要对这几年中国的现实有所了解的话，我们看到，社会确实是用特别的方式埋葬我们的知识精英。
【余世存】中国人的历史感怎么落实呢？在传统意义里面，我们有一整套文明机制来落实这种历史感，而且它是非常普式的，不是特殊性的，而且是关于我们自己的文明认同。我可以举个例子说明因果轮的历史感与宗教历史感不一样。社会学家曾经证实过，说一个家族的成就高低与宅兴有关。比如他们调查江浙一带，他们发现一些家族繁荣几代、十几代的，这些家族成员基本都有善良、诚信、正直、谦让的品德，相反自大的人，虽然暴发，仍然会破落。如果用西方人的历史感表达，人们会发展出一大套人类学来，得出结论人应该诚信、争执，如果用宗教观历史感表达就不一样了。这是一种直觉，可以说是天才的直觉，因为有这种因果论式的历史感使得我们中国人的生活有了相当踏实的认同。我们活在这种历史里，我们也在写着历史。这种历史感在社会各个阶层也有不同的落实方式。我简化一点说，在老百姓那里是因果报应，在统治者那是天命和人心向背，比如中国人个人修饰传统和朝廷的修饰传统，不论哪种历史论都有道德审判。西方有一个词叫“悬搁”，然后直接看本质，中国人也是，把这种客观规律和上帝这些东西都悬起来，不管它。我们虽然也有历史仪式，但这只是一个方面。这就是要解决我们中国人自己的精神问题，中国的文明机制就在于中国人要求放心，说到底中国人要把心放下来，为什么心老悬着，就是因为你们还没有找到救济自己的办法。但是中国人的历史信仰其实就是教人放心的信仰。
【余世存】我们这么观察了中国人的历史感，我们看到，这种历史感是非常坚实的情感情怀，做人做事的信念，历史不仅属于过去，也是属于当下，成为我们的营养，成为教育孩子的财富，这种历史感可以说是非常坚定的宗教。我们刚才说了，我们的文明很早熟，为什么这么早熟？为什么没有经历别人中世纪的黑暗时代，就是因为有因果论的历史感，被经验哲学和修道院的论证，去问上帝，比这些更有社会关怀和个人的关怀，我们的历史感要更世俗一点。而世俗大家也都知道，是现代化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假如我们也俗一把，说一些别人有的，像自由主义的精神，中国其实还是有的，中国人的自由意识可以说通过历史感的意识来表现的。比如19世纪的俄国有一个思想家叫俄尔森【音】，他很了不起。他不相信外在有个客观的东西，也不相信历史有什么目的和任务，这就是他说的话，他不像我们的学者，说这个问题肯定有个办法，或者这个问题有它的目的，有你不知道的原因。他还说，原则上并没有任何一种公识能够解决个人、社会的问题，他这说得很好。而我们中国人经常上这个圈套，觉得一搞市场经济就好了，一搞法治就好了，总寄托于某一种公式或者钥匙来解决所有的社会问题。他还说，普遍的解决并非解决，普遍的目的并非真实的目的，每一个时代都有其质地和问题。我们现在大部分中的人还没有到这一步，我们还是认为，我们现在的生活只是为了准备生活，因为我们相信明天更美好，这是这个社会流行的标语。但是在这真正的自由主义看来，这不对的，我们今天在这就有我们自己的价值，这种价值是不可替代的。当然这是我们今天的一种情况。从我感觉来说，这对于真正有历史感的中国人来说是相通的，而且有非常好的答案和解决之道。比如我们中国人相信生命的存在，这种存在就是相信我们个人存在，并不是从价值理性，也不是从公式去相信，也不是从上帝选民那里去相信，我们中国人习惯的说法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种了不起的历史感借助于史书出来的，而近代就出问题了。林则徐写书曾经说过“清史评谁就定谁”，这就怀疑历史了。在这个时候，中国人传统的道德秩序就根本动摇了。从这个角度讲，现在转型上百年，就是为了解决中国人的历史危机，只不过这个问题在中国解决的很好。
【余世存】按照很多朋友的说法，我们作为一个后发民族，特点是观念新行，协同进化，但是大家都知道，观念非常不确定，在不确定方面，又远远没有现实那么生动，那么更不确定，这种所谓的观念和西方的学说也溶于传统大包容里面。我们为了应战西方的公式，我们只有把生命智慧停下来，把自己变成知识。这种知识有时候可以说是妄自尊大，因为不接受其他社会的文明，不管你中国幼没有社会，先让你接受知识。我们经常听到历史唯物主义教导我们说，他掌握了宇宙的法则，掌握了历史的规律，掌握了不以人的意志，当然是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东西。在现代观面前，人显得不足为道，我们生活中很多都服务于历史主义，起着决定性作用。对于历史的解释不是用人心、人性来解释，不再用因果论来解释，而是用观念、阶层、政党、国家来完成，而历史文本也出现了，既书写自己的功绩，大家可能也听过。当然这种历史危机不仅仅是鸦片战争以来，甚至从宋朝以来就开始了。这种新出现的史观与传统史观不一样了，这是历史绝对论的史观，这首先由党派来决定的，因为他们力量大。比如有人说，国民政府的史观延伸到传统史观，但有所变化，像孙中山继承了孔子的道理，还有人说中共的史观是马克斯主义的，批判式的，基本是把中国的历史看做一片昏暗，只有它能把中国带进一片新天地。后面就是黑格尔的了，是中国绝对精神。这种史观的历史解释有很多漏洞，这个时候个人史观会发挥微小的作用，但是这可以数得出来不多。比如明国有一个李宗武，陈独秀、鲁迅的五四史观，还有李海宗的史观。在这二十年，中国人在个人史观的阐述仍然非常少。史观对人非常重要的。我们虽然了解这么多历史的细节，但是我们没有整体的看法，对于其中活跃的人的存在，失去了一种价值判断。
【余世存】最近二十年能够做出价值判断的可以数得过来，台湾的伯阳明，还有八十年代的金欢涛，他提出中国的超稳定结构说，他说中国之所以没有发生资本主义，就是因为有着超稳定结构。还有海外的孙文基，是偏重文化层次来揭露中国人的丑陋。还有孙亚康提的大陆史观，我们现在开放就是要习惯海洋文化。这些史观可以说同小异，都是要指出中国文化的不足，这是历史主义的史观。另外还有最近几年非常热门的唐德刚，我在万通杂志推荐过唐德刚，但是我也批评过他们，他们都是海外的，唐德刚在宏观上提过中国的转型论，他把中国从西周历史划分为四个转型期，由商鞅变化开始到汉武帝，前后转型花了二三百年。转型后的中国，按照唐德刚说是千年不变了，就是从汉武帝以后，中国的历史基本是千年不变。但是到第二个转型期，就是鸦片战争时期，说秦汉模式维持不下去了，必须要做政治社会大变迁，在这个转型时期，中国历史几乎十年就要变一变，这些事实我们都承认。下一个转型期是历史三峡瓶颈期，说中国的历史就像过三峡，现在也快出三峡了，他划分的是1840到2040，就说2040中国就是民主社会了。这是海外的，九十年代以来比较流行的。对于大陆呢？很遗憾，我刚才说了一个半思想家，小半个思想家吴思的潜规则你们都读过，都熟悉，大半个思想家任国魅，还有我自己的类人史观。这些史观从我的感觉来看，这些是有一定的意义，但是与传统的史观相比，就是忽视了历史中的个人。从人心人性位置上后退了，退到历史主义的怀抱。虽然这些表达的非常有个性，我后来批评唐德刚，他总批判司马迁，用转型的历史目的替代了他们。而为这种历史目的服务的各色人物都有其同情的地方。这就是我们中国人对历史的看法，大致就这么多。
【余世存】这种史观很可怕，为什么？这与传统因果论的史观有很大区别，它不在敬畏生命了，虽然我们经常看到中国的环保主义者，人要敬畏自然和生命，但是中国人的一言一行已经体现不出这些东西。而且这些史观是出于理智来神化了我们的历史。我们的史观反而给历史增加了神秘色彩，这种现象就带来了很多后果，最严重的后果是使得我们的历史感出现了危机，我们发现社会发现一个现象的时候，我们自己不敢说出自己的判断，我们要求助于专家，专家不行，我们求助于权威，权威不行，我们求助于老外，从国外引进一些大师请我们判断，这很可怕。为什么我们自己不能判断？人总是要死的，这话没有错，但是中国人在这个问题上失去了自我。当代的中国人虽然也有因果论的历史感，但是这种历史感只具有个案的意义。现在中国人就开始在因果论的历史感之外寻求另外拯救之道，离开同伴，但是他们心没有放下来。还有一部分人去信仰宗教，去做礼拜。这种做法仍然没有像传统中国人那样，仍然会有不安，这是离开心去寻找有替代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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