碧桂园"深度解析"——商业的故事与社会的逻辑

4 杨国强其人

杨国强，广东顺德北?镇广教村人，1954年10月出生。在改革开放前，他和他的家庭的命运，用贫穷、悲苦、辛酸来描述，都不为过。

他的母亲名叫仲明，不识字，连名字也不会写，在杨国强回忆里是一个“饿而不瘦、晒而不黑的很善良的人”。由于没什么人知道她，1997年杨国强建立第一个慈善基金时，就用了“仲明”二字。

杨家赤贫，但杨国强的父亲很有自尊，曾对他说：“将来你到社会上，跟朋友吃饭，家里如果只有2块钱也要带上，不要让朋友付账，你付钱。”他回忆说：“小时候在农村，偷点吃的什么的不算偷。在鱼塘边，鱼跳上岸，你捡回家不算什么，但我们家不许，很有骨气。”

由于家贫，杨国强直到十七八岁没穿过鞋子，没吃过糖果，“没试过自己亲手花两分钱”，衣裤都是兄长穿旧的和香港亲戚穿旧寄来的。念书后，为省7分钱饭钱，中午放学要走一个小时回家吃。尽管这样，到高中时，由于交不起7块钱学费，杨国强还是退学一年，回家放牛。后来学校免了他学费，还给了他2块钱助学金，才又复学。杨国强说这是他“一生最重要的2块钱”。

杨国强酷爱读书和思考。18岁中学毕业在家种田，但还是到处找书看，到废品收购站买旧书看。他曾回忆：“中学毕业，走上社会后种田，苦倒无所谓，问题是我喜欢思考，喜欢读书，结果呢，20多岁了都很难，你看不到未来，觉得以后都是这样，很痛苦。那时一天挣5毛钱，到春节才有两三天休息，辛辛苦苦一年才挣180块左右，扣掉粮食就没什么了。我跟我哥说，就算我做50年，到70岁，一年挣200块，不吃不喝也就1万块，这样下去一辈子有什么意思呢？说这话的时候我哭了，对生活感到很绝望。哥哥说，社会会变的，会变好的。果然变了。我哥对我的要求很严，当时冬天很冷，我们都把手放在口袋里，回家很多人是用脚把门蹬开，但他看到后就不允许，说这样的行为不是我们有教养的人做的，应该用手开门。”

杨国强这里所说的哥哥叫杨国华，1978年时在顺德县第二建筑公司当负责人。在他帮助下，杨国强进了北?公社房管所当施工员，干泥瓦匠，后来又到二建公司，1984年升为建筑队队长。杨国华是因肝硬化去世的。对这个既教他建筑与核算，又教他做人的兄长的离去，杨国强至为悲伤。2002年，他创办了第一所全免费慈善学校“国华高级中学”，迄今已经投入近3亿元。

1986年，杨国强担任了北?建筑工程公司总经理。当包工头的日子里，倍受艰辛。他曾说：“你们不知道做建筑多难，到处打听哪家公司要建房，然后跑到人家门口问，是不是可以给个工程做？我在建筑公司当了十年经理，画图、预算、买材料，什么活都干，一天假都没放过，最后终于打败了镇上另一家老牌的建筑公司。他们说我是一只老虎带着一群羊，能打败一只羊带着一群老虎。”

杨国强还有一个兄长杨国良也已过世。2007年12月，杨国强捐建的又一所全免费慈善学校，命名为“国良技术培训学校”。该校针对退伍军人，除建校费外，“十一五”期间杨国强每年要捐资2500万元，每年免费培训1万名中西部贫困地区退役士兵，每批培训两个月，来校路费、在校期间学费、书费、食宿费全免，在实践操作培训期间每人还将获得300元补贴。

家庭的遭际，既造就了杨国强的坚强忍耐的性格与自立刻苦的精神，也令他特别敏感，自尊心很强。

杨国强几乎不参加公开活动，偶尔出现也沉默寡言。有媒体说他穿的西装永远大一个码，其实他穿皮鞋也是这样，鞋子大一些，有点像穿拖鞋。他开会，与人交谈，往往会脱掉鞋子盘腿而坐。喜欢吃几块钱一斤的淡水鱼，戴300块钱的西铁城手表，晚上很少应酬，从无娱乐活动。除了工作，就是读书，从松下幸之助全集到卢梭的《忏悔录》，从《湖南农民运动报告》到德兰修女的传记，以及天文、地理、历史、管理，十分驳杂。

杨国强办公室挂着“无事在怀为极乐，有长可取不虚生”的对联，但现实中的他是一个事无巨细而必躬亲的人，可谓事事在怀。当年他的助理刘文伟管营销，开盘前几天最是担心，因为经常夜里两三点还被他叫去讨论报纸的广告稿，一个标题也要三番四次地改，最后他们干脆搬到杨国强附近的别墅里住，随叫随到。记者在杨国强的办公室也看到，桌子上摆着一些建筑详规和施工图。杨国强不喜出差，大部分时间都在顺德，要么在工地、在学校，要么开会，或者看图纸。2007年12月12日国良技术培训学校开学典礼，前一天晚上，杨国强来看现场，走楼梯一口气上到6楼宿舍，看房间摆设，下属都赶不上。典礼现场的布置改来换去，折腾到差不多零点。

12月13日傍晚，记者到“国良”参观，走着走着，忽见一个阶梯教室里，杨国强和两个学校领导坐在台上与下面对话。下面坐的年轻退伍军人似乎很不给台上的人面子，有个人气冲冲走到台前，拿起一个矿泉水瓶丢到地上的一个筐里，扬长而去。杨国强后来向记者解释：“我们说是两个月培训，但有人不愿意学钢筋工、架子工，想学汽车维修、电工，说不换工种就走人，马上给他们回去的路费。学校的领导说学够两个月再发，他们不满意。我就过去跟他们说一说，要走可以，碧桂园都给路费，可以马上给。不过，我也说说我为什么办这个学校，我有什么好处呢？你们学完有了手艺，很多人也不会留在碧桂园干。要说工种，我自己当年是从抹灰干起的，哪个人一开始都那么顺呢？你们想想我这么做又能得到些什么呢？”说这话时，杨国强神情凝重，内心很不平静。

媒体最近对杨国强的慈善事业已经报道很多。似乎那是完美与和谐的事业，似乎做了这些事，社会上上下下就满意了。但12月13日那个傍晚，当记者看到在杨国强面前摔矿泉水瓶的镜头和他那苦涩的表情，突然感到，类似这样的矛盾、琐碎的冲突、麻烦与和解，才是办学育人过程的常态。人们看到的是杨国强捐出的数以亿元计的金钱，看不到的是他亲自操办又难以向外人表露的辛苦。他不能不做，谁叫你做呢？既然开了头，只能做下去，而且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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