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旬父亲北京摆摊陪读 儿子发奋夺音乐大奖

北京陪读

西单大街摆地摊

进入9月的北京，天气渐渐转凉。可高林面对陌生的北京，面对每月父子俩的生活费，他的心里更凉！

高林说：“开始，我带孩子住在北京铁路师范学校附近的招待所里，一间房一个月500元。天呀，加上我们父子一月生活费500元，一月净支出就1000多元。”但懂事的小高参经常放学就帮助招待所阿姨打扫卫生。“这孩子嘴甜，心地善良，招待所的阿姨都很喜欢他。当他们知道我家的情况后，就免去了我们的住宿费。”

高林知道，他必须尽快挣钱。儿子白天上文化课，晚上练琴，他就在一个重庆熟人的指点下，到批发市场批发了一些小装饰品，晚上跑到西单大街上摆地摊。

第一个月下来，高林在西单打游击，在地摊上“练”出1000多元来。喜出望外的高林决定在北京大干一场。他拿着赚来的1000多元，乘火车到河北北沟（当时中国北部较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进货。

这次可没有那么好的运气！400多元的玩具早已经过时，根本卖不脱。并且，由于是生手，高林进了假货，花600多元进的袜子，20双一小捆，除外面有两双能穿外，里面全是伪劣产品。

“有一段时间，北京的城管查得严。一次城管要没收我的东西，我就恳求他们。一个被我打动的城管偷偷告诉我，到背一点的街道上去卖没人管……”

北京的冬天越来越冷，高林的地摊挣钱梦也随之破灭。

艰难度日

父亲餐馆包饺子

“高大夫，来碗水饺，快点哟！”万般无奈，高林不得已到一家餐馆包饺子打零工。但烦琐、繁重的工作让高林力不从心。“老板以为我在医院干过，就叫我高大夫。开始说好一月400元，我干了两周就实在干不下去了。老板也说，我不适合干这种活。给了我200元算是资助我们父子俩的生活费。”

高林和高参生活极为节俭。高林说：“在北京读书期间，高参正长个子，我就给他买大号的衣服，一件衣服能穿好几年。”最令高林感到愧对儿子的是，高参上音乐学院附中时，小伙伴都有一双白色运动鞋。那种鞋在商店里，最少也要100多元一双。高林走街串巷，终于在一家“处理商品”的小店里花15元买了一双运动鞋。“那鞋倒是很便宜，就是穿一天下来，臭得让人受不了。没穿一月，鞋子就破了。从此高参再不穿运动鞋。”

万般无奈

回到重庆开摩的

北京摆地摊、餐馆包饺子都失败了，高林只好回到重庆另想办法。

“从北京回来，我就忍痛把钢琴卖了，拿出3000多元买了辆二手摩托车。白天上班，晚上开摩的。后来，重庆取消了摩的。我就重操旧业。练了几天已经丢了几年的萨克斯，到歌舞厅演出，一次演出几十百把元，一天要跑两三个场子。总算熬出了头。”高林与爱人2002年起就不在原单位上班了，每月两人能从单位领2000多元。

儿子成功

父母艰辛没白废

高参在1995年就荣获第二届青少年小提琴比赛少年组二等奖；1999年灌制了拉威尔“茨冈”舞曲的唱片。

2001年，高参为法国电影《巴尔扎克与小裁缝》担任独奏，并灌制唱片，该片配乐获“2002年加拿大电影节最佳配乐奖”。

高参在各种艺术活动中频频露面，他的知名度也随之提高。2004年6月，他赴俄罗斯；8月应邀赴奥地利参加国际夏令营，并荣幸在世界著名的萨尔斯堡音乐节上与维也纳爱乐成员同台演出，被授予由维也纳国立艺术大学和维也纳爱乐乐团联合颁发的荣誉证书。高参曾担任中国青年交响乐团乐队首席、中国青年艺术家室内乐团乐队首席、加拿大艺术家中心青年乐团乐队首席、中国青年联合交响乐团乐队首席等。

记者昨日电话联系到高参。谈到26日的比赛，他说：“我一点也不紧张，倒是妈妈比我还紧张。去年还很在意比赛的结果，今年更在意音乐的发挥。”

高参笑称：“人长大了就不会像小孩子那样太在意结果。我追求的是艺术家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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